8篇和士相关的长篇论文结合而成，说实话很专业，比较影响深刻的是两段，一是关于儒家士的产生及（其他家也差不多）其道，与势的关系，为何强调修身。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个人修身，在这里能找到一个参考答案。第二段是关于禅宗，新儒家，新道教的产生，影响力及互相影响，出世和入世的概念。

一方面中国的‘道’以人间秩序为中心，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；另一方面，‘道’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，‘弘道’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。在‘势’的重大压力之下，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‘内圣’一条路，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‘道’的保证。所以‘中庸’说‘修身则道立’。儒家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。

所以[……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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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英时（1930年1月22日－2021年8月1日），安徽潜山人。

1930年出生于天津，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，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，之后在密西根大学、哈佛大学、香港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学大学、耶鲁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等各地任教，晚年寓居在普林斯顿。

在学术上，余英时专治思想史，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，通古知今，成为21世纪罕见的史学泰斗。2006年，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具有“人文诺贝尔奖”之美誉的“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”；2014年，又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。同时，余英时先生持续关注现实、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，他的独立自由的精神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、历[……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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